小编说：近期小编要为大家带来一本好书，这就是著名作家贾宏图老先生写的一部关于铁道兵和三代北大荒人开发建设八五〇农场英雄事迹的纪实文学《红星闪闪传万代》。

  从刀耕火种的军垦农场，到现代化的大型农业企业，北大荒人走过了六十多年的探索之路。这道路艰难又曲折。作为军垦第一场，八五○总是走在这条道路的前面，披荆斩棘，寻找适合中国国情和北大荒特点的发展道路。

  最早的老师是苏联老大哥。1954年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成了北大荒学习的榜样。1958年，王震将军领着5位苏联专家来垦区视察，在八五○农场的场部西岗召开了“土地规划和水利建设会议”。会上，苏联农业专家提出按集体农庄的排涝措施，将农田建成宽200米，长1千米的带状地块，地块之间兴建水渠。王震当即说，苏联有苏联的条件，我国有我国的情况，我们向苏联学习有用的东西。我看我们先按自己的条件搞试点。

  会后，在王震的建议下，在八五○农场五分场7队搞试点。他们在中国专家指导下，进行农田规划，依据地形，着眼耕作方便，规划了数百亩和千亩地块，并把地块与田间路、防护林和排灌渠三位一体结合起来。这样规划的农田一直延用至今。

  走中国自己的农业发展道路，建设有自己特色的农场。这是王震将军从始至终坚持的思想，在指导八五○建设中，他一方面抓科学种田，让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学会尊重自然规律，向专家学习科学种田的本事；另一方面他抓经营管理，让农场走出一切靠国家投入、职工吃大锅饭的现状。

  按现在的观点，第一方面是解决生产力问题，科技就是生产力，中国农业摆脱落后的现状，只有一条路，就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方面是解决生产关系问题，就是解决生产力中第一要素人的问题，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权责利三位一体。为此，农场经过几十年探索，终于在不断改革中找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就是家庭农场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经营模式。

  这场关系农场命运的改革的启蒙者，就是北大荒垦区的缔造者王震。他是在经历了开荒初期的靠军人勇猛拼杀取得的拓荒胜利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瞎指挥带来的灾难之后，开始觉醒的。就像一个战场的军人，在获得了多次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成熟起来。也许下面的言论可以说明，王震将军正在变成农垦部长：

  1956年12月15日，王震将军在密山北大营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离不开严明的纪律，离不开经济核算，不算帐，吃穿靠老娘的思想要不得！”

  一个多月前，他曾在北京给八五○农场领导写信：“为农场迅速获得盈利，必须建立经济核算制度。牢固树立经济核算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合理使用人力、财力，消除浪费，并克服供给制思想，培养独立自主能力，为社会主义积累财富而斗争。”

  1961年8月21日到9月12日，王震部长在八五○场五分场对农业、机务、水利、经营管理方面做了全面的考查。他在分场的干部会议中指出：“各生产队要搞五包五定，即包总产、包质量、包成本、包工资额、包上缴；定人员、定土地、定畜力。生产队当家作主。”

  这是在农场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看到主要负责人关于“包”的意见，真有些石破天惊了！

  1961年，王震将军陪同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农垦部副部长张林池来农场视察，重点视察五分场新乐生产队，召集了十多名职工和队干部座谈。在座谈会上，邓副总理指出：“农业是野外作业，周期性强，要包。不包，责任制是空话。要克服吃大锅饭，把农场利益和职工利益结合起来。同时，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没有生产责任制，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受损，速度要慢，要实行三包制度（包工、包产、包成本），在新乐先试点，搞承包。”

  可惜，现在谁也说不清到底是1961年的那月那天，邓子恢来八五○视察，并发表了这么重要的指示，亲自启动了农场以承包形式的体制改革。但我能确定，王震部长这一年的八、九月份在八五○场五分场鼓励生产队实行承包，是在邓副总理视察之后。

  场史上记载，在邓子恢副总理视察之后，农场在新乐生产队实行了以生产小队为基础，向作业组包干。包工组人员自愿结合。全队共成立了包工组17个。秋后，包工组的收入高于未包的工人。“因为包工组与全民所制有矛盾，所以第二年春天，包工组解散了。”这一句的普通记载，说明当时对“大锅饭”改革的艰难。

  比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红手印托孤承包早17年，比1983年八五八农场十五队转业老兵王木存承包连队2200亩土地早22年的八五○农场新乐队的承包，就这样夭折了。然而，以此作为标志的农场体制和经营方式的改革再没有停止过。

  1962年11月，中央决定：将牡丹江农垦局、合江农垦局合并，成立东北农垦总局。根据有利于生产，便于管理的原则，改变规模大、层次多、易产生官僚主义和瞎指挥现象，1963年3月，将三级制八五○农场改为三个二级管理农场。将原来的二、三、四分场和西岗场直各单位合并为二级制八五○农场；将原来的一分场和云山畜牧场合并为云山农场；按农垦部通知将五分场改为农垦部直属农场，即农垦部实验农场，也就是今日的八五○农场的前身。

  据场史，实验农场的建场宗旨是：“为了通过试点，总结各项工作经验，推动全局”。确定农场为“事业单位、企业经营”。1963年，在包定奖的基础上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制度。即以生产队为单位，除平时发基本工资外，年终从超计划利润和减亏部分中，提取20～30％的奖金，评比等级，发给个人。同年实行作业定额记分，年终按分计奖工资。

  作为中国农场体制改革的重大事件是，196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改进国营农场经营管理的“五条批示”，1965年，农垦部通过了“关于改革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规定(草案)”，即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十六条”。“五条”、“十六条”的实质就是：使国营农场改变过去照搬苏联和工业不合理制度的束缚，改变落后面貌，解放生产力，办中国式的国营农场。

  1965年，八五○场开始按“五条”、“十六”规定，实行两结合工资制。就是把原来的基本工资分成两部分，80％为作业工资，平时以定额记分，按分计酬，按月发给个人(群众称之为“铁饭碗”)。20％为产量工资，如年底亏损，产量工资就没有了；如年终超产，从盈利或减亏中提取20～40％奖金，并入平时所扣的20％基本工资为产量工资，按工分发给个人(群众称之为“胶皮饭碗”)。实行两结合工资的单位，家属和职工一样参加劳动，同样评工记分，同工同酬，大幅度提升了职工家庭的总收入。

  改革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农场出现了第一个“黄金时代”。1967年八五○农场的粮豆平均单产达到304斤、总产1.88万吨，盈利267万元。这个场从1965年以后连年增产盈利，扭转了1959到1964年的连续五年亏损局面。场史上说，这一时期被称为农场历史上“最好时期之一”。

  然而文革风暴的到来让刚刚形成的农场体制遭到巨大的破坏。1969年2月在实验农场基础上成立了建设兵团四师38团，正确的经营路线受到批判，将“五条”，“十六条”批判为“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集中表现”，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腐蚀职工灵魂搞物质刺激的毒饵”。将“两结合工资制度”、“包定奖”制度，都彻底批判砸烂，农场规章制度作为“旧框框”打破，致使机务管理混乱，职责不清，无制度可行。在生产上出现了“作业无计划消耗无定额、管理无制度、成本无核算”现象，造成机械作业成本高，事故多，损失浪费严重，田间机械化程度下降。大田作物管理，强调“大兵团作战”、“人的因素第一”、鼓吹“小镰刀打败机械化”，实行“两头(早晚上下班)看不见(太阳)，地里三顿饭”。人工作业程序多，损失大而效率很低，成本增高，延长了收割时间，还耽误了整地，影响了两年经济效益。

  1970年以后，“文革”造成的恶果日益显露出来，产量急剧下降，由1967年的粮豆平均亩产304斤，降到1971年的107斤，直到1976年兵团撤销前，粮豆平均亩产始终徘徊在100斤～200斤之间。

  三十八团的建立，在客观上对农场文革后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起到了稳定作用，但在经济上继续了“文革”以来一系列的“左倾”错误，后果日益明显。头两年，由于被砸碎的“旧农场”尚有潜力，故还能盈利。从1971年开始到1974年连年亏损，四年共亏损达817.5万元，年均亏损204.4万元。

  1973年10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志在反映黑龙江建设兵团粮食总产和征购粮减少的报告上批示：“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再不过问，恐怕要吃国家的粮食了。问题就在于方针、政策是不是正确。方针、政策不正确，人们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希望农林部和黑龙江省委抓一下这个兵团的工作。”

  李副总理的批评让兵团党委和各级干部从极左的路线中警醒，他们全力恢复的国营农场“五条”、“十六条”中正确的方针政策，大批起用了原农场的干部，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兵团解体前的1976年，38团的粮豆单产达到186斤，总产达到3万吨，盈利140万元。其它各业也有恢复性发展。

  “当然，整个北大荒垦区命运的根本转变，还是从1977年3月恢复农场体制，特别是从1984年建立家庭的农场开始的农场体制的大改革。”

  八五○农场政策研究室主任韦志林说起30年来的农场改革之路颇有感慨。他父亲韦日成是铁道兵的老战士，1956年从朝鲜战场回来到1988去世，为农场的发展奋斗一辈子。韦志林1965年出生，在农场中学毕业后就到生产队开拖拉机。他亲自参加了起始于1984年的家庭承包制改革。

  韦主任说，其实农场的改革要比农村的改革困难得多，首先是观念的转变。像我们这样的军垦农场，老一辈都是从战场下来的，怎么能一下子变成把国有机械都拉到自己家当“地主”了？怎么也想不通。再一个从建立农场以来都是听领导、听上级的，真让自己干了，什么也不会了。多年来都是“农场拿钱，职工种地，盈利归已，亏损挂帐”的情况。我当时所在9连是个机械化程度很高的连队，但职工一切都听连长的安排。1984年土地承包的第一年，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家庭农场亏损，靠连队发白面和豆油生活。结果，1986年又回到了吃大锅饭的年代。折腾了几年，一直到1990年实行“四到户(土地、机具、核算、盈亏)”、“两自理(生活和生产费用)”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建立，全场的2800到3000个家庭农场才稳定下来。再加上1994年开始的种植结构的调整，扩大了水稻的种植培养面积，家庭农场走向了富裕的道路。现在的家庭农场平均包300多亩水稻或500多亩旱作物，日子过得都相当不错。

  对于建立家庭农场体制，场史上有这样激情洋溢的记述：“从1955年春天，老红军余友清带领铁道兵拉犁开荒，到1985年春天，家庭农场的拖拉机开犁春耕，整整一代农垦战士，前赴后继，奋战荒原，挥洒血汗，开拓不息，表现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

  我更想听一听家庭农场的主人们的意见。我采访了两位农场主，都是年轻人。第一位叫薛博文，1987年出生，白白净净的，穿着打扮像一个城市的时尚青年。他的父亲薛文彬是一队的拖拉机手，自己承包水田。儿子博文本来考上了四川西南石油学院，学了四年法律，毕业后到广州的诺基亚的手机工厂打工。

  小薛说，每月3000元的收入，生活得十分艰辛。租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只有一块海绵垫子，每月租金800元，买一个西瓜要花70元。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又回到了农场。一从卫星车站下来，我就想喊：“我回来了！可爱的家乡！”

  回来后，父亲当时在第一管理区包了600多亩水田。先跟着他一起干。2012和2013两年的春涝和秋涝使部分农户失去种粮的积极性，而薛博文却反其道而行，他认为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农场也大力扶持，种地一定会有好的前景。他经过和家人商量，大胆承包了其它种植户流转的土地，扩大了种植规模，2014年薛博文种植的560亩水田，取得亩产1500多斤的高产，纯效益达40余万元，另外再加上他承包的旱田和各类机车的收入，年收入合计达65余万元。

  薛博文心里也很清楚，这么大的种植培养面积，只有依靠现代化农机才能顺利完成农业生产的各项工作，同时也为应对人工短缺及人工费用逐年上涨的现状，他购置了水田全套生产机械，包括电动播种机、电动覆土机、整地机车、进口高速插秧机、水田多功能机、6088迪尔收获机和水稻专用收获机常发-6等现代化农机，其他的还有十方播种机、195大马力整地机械、收获机凯斯305等旱田各类配套机械，机械实力非常雄厚，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降低了各个生产环节的成本，同时为农时保障和各项农艺措施到位率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作为现代化大农业的新型农民，薛博文很看重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为尽快掌握科学种田水平，他自己购买了水稻种植的各类书籍进行学习，不懂的地方勤于求教老水稻户和作业区的农业技术人员，每次农场举办水稻培训班他都是听的最认真的那一个，珍惜每次和专家交流的机会，将生产重点技术环节问透、问明白，再将自己总结的经验向专家一一请教。同时利用互联网不断追求新的技术和知识，在自家地里做起了试验，通过近几年的总结，他已初步摸索出适合当地的良种良法配套的高产技术栽培模式。

  种地种出了名堂的薛博文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他常说：“我的家庭农场能有今天，要感谢国家的惠农政策和农场领导的全力支持、帮助！”每当场内种地户向他请教时，他都丝毫没有保留地传授技术，耐心地讲解，受到职工群众的交口称赞。薛博文同时承包了185亩旱田，因为他的种植水平高、人员好，其它农户自愿和他组成了“联合体”，推举他为组长，共同承包作业站内1500亩旱田，他没有推脱，各个农业生产环节亲力亲为，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种地经验无偿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乡亲，很好地发挥出科技示范大户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近年来，薛博文作为农场“科技示范户”屡获殊荣，2012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大户”、2013年被农场评为“优秀团员”和“青年岗位能手”、2014年被管局评为“科技致富能手”等荣誉称号。

  当然，薛家的日子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父母和他们家都在红星城买了一百多平米的楼房。除了农用机械，小薛还买了本田骄车。在冬闲时，全家旅游，父母去了陕西，要看延安革命圣地；他们要去国外，看一看人家怎样种地。

  小薛说，现在父亲退二线了，整个农场我做主。看来我别的不行，但种地行。他已经召集了30多家成立了联合体，他说，“我要调整好种植结构，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新机械，提高标准化作业水平，向科技要潜力、要产量，降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增加产出，争取种好地、多打粮、打好粮，还要带动更多的人富起来，为垦区粮食生产再创辉煌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采访的另一位年轻家庭农场场长叫侯吉东，他1978年出生，头剃得溜光，像个影星。红色的毛衣，灰色的夹克衫，再配海蓝色的牛仔裤，真得很帅。和小薛不同，侯吉东是外来户。当时农场刚大面积种水稻，就从吉林省舒兰县引进许多会种水稻的农民，侯吉东就跟着父亲来了，后来在27队就了业，也成了农场职工。外来户很不容易，在水稻田边搭个小窝棚就安下家。2002年遭了大灾，农场帮他们贷款，又垫支了种子、油料和化肥，才让他们种上地。当时，他们村来了六七户，坚持下来的只有两户，现在也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成了水稻专业大户。

  据十二管理区的领导介绍，候吉东同志来到27作业站承包水田以来，他积极肯干，吃苦耐劳，虚心学习，掌握先进的水稻生产技术，利用科学技术手段、种植技术，连续几年种植水稻都获得了高产，带动了全作业站水田种植户的科技种田的积极性。

  2012年和2013年，在天气及自然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候吉东种植的水稻依然取得了大丰收，亩产达到1400斤，他依靠学科技，强管理，严卡农时标准，大型机械化作业等技术方法获得丰收的实例，充足表现出科技兴农的重要性。

  在扣棚摆盘阶段，候吉东严格按照农场要求，棚内三道砖，四道线。利用泥抹子，压板，靠尺，定量挫等小工具使得棚内毯式盘摆齐靠紧，使底土定量压实。播种期，候吉东购买了电动播种机及电动覆土机，严格定量的播种覆土，使得出苗率提高，出壮苗。在大棚管理阶段，候吉东在自家大棚内使用三膜增温技术，微喷浇水，通过卷帘器通风炼苗，通过这一些技术，使得他家育出来的全是壮苗，为以后高产打下坚实基础。移栽及管理阶段，利用洋马高速插秧机将育好的壮苗移栽到本田，候吉东从始至终坚持学习，坚持做到不懂就问，通过培训及工作人员的讲解，对叶龄诊断技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不断的学习中经常到田间观察叶龄指数，从理论到实践有了大幅度提高，抓住有利时机，按叶龄指数，对本田病虫草害做到了及时防治，并在肥水管理、晒田控蘖等农时生产中取得了非常显著效果。

  为了在秋收工作中抢前抓早，让粮食提早安全入仓，候吉东购买了久保田888型号水稻收获机车，同时配有1054、904等大马力机械车辆配合粮食运输，在秋收结束后，严格按照标准做翻地，同时进行翻后旋耕工作，做到黑色越冬，为了来年的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候吉东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对水稻种植过程中科技兴农的认识逐步的提升，付诸实践时的不懈努力，他的粮食产量及品质始终名列前茅，他在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过程中，积极采用农业新技术和新耕作法，依靠科学的管理手段，为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寻求增收渠道做出了表率，成为种田致富的带头人。

  现在侯吉东家的农场自己承包的水田，生产粮食300吨，总收入60万元，纯收入20多万。当年刚来时，水稻亩产八九百斤，现在亩为1300——1400斤，也并不少见。侯吉东说，现在我们农场种水稻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我的老家了。过去每年一种水稻，我就从家乡找来七八十人，来农场打工，现在只请三五个长工就行了，因为我们的机械化水平和育苗水平相当高，用不了那么多人了。

  侯吉东说起自己的幸福生活，也是笑容满面，每亩交160公斤的实物地租，其它的收入都是自己的，有“三险一金”、还享受医保，和农场职工一样。自己在星城买了楼房，给父母在老家买了楼房，也有私家轿车。他说，我们生产队70%的庭家都有轿车。工作不累，收入不少，在城里住楼房，生态环境还好，日子比城里强多了。

  看着农场的新一代过上好日子，我当然高兴。因为前辈的奋斗不就是让后人生活的幸福吗！更让我高兴的是，新一代人对新体制的接受和创新。过去曾有人担心，将来谁还种地，北大荒的事业后继还有人吗？现在能确定的说，只要制度和政策好，地会有人种地的，而且比前辈会种得更好。

  只看家庭农场的小帐不行，还要看农场的大帐。场长刘佳明为我递上了2014年的报单，去年，全场实现生产总值14.7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7.43亿元（农业6.4亿元，畜牧业1.03亿元），第二产业4.44亿元（工业4.18亿元），第三产业2.89亿元。粮食总产26.96万吨，农场职工家庭人均纯收入27498元，实现利润3760万元。这一年，八五〇农场被农业部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场和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农场。

  刘场长说，现在是北大荒发展的最好机遇期，说是“黄金时代”，对整个垦区和八五○来说，都不过分。改革创新当然是原动力。在完善巩固现有的“家庭农场”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体制外，我还要改革和创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深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把农垦建成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现代化农业的示范带动力量。这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