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商人的角色主要是在通有无。他们或肩挑,或骑马,或走船,将农工商品运到各处贩卖。晚明以后,商业与长程贸易逐渐发展,到了乾隆朝,全国市场日渐成形,商人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当时除了著名的晋商与徽商外,还有山东、陕西、洞庭山、江右、宁波、龙游、福建、广东等地商人,构成所谓十大商帮。*李华就曾指出,清代湖南城乡有十多个外省商帮,或从事行商,以进行长程贸易;或从事坐商,以进行小额买卖。*此外,小商小贩在一地的短途商品流通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小商小贩是商品买卖中的劳动者,主要活跃于商品运输的网络——墟市之中。*本文尝试利用档案口供探讨这些商人,尤其是一些小商小贩的生活细节。

　　近年来学者对于商人,尤其是清代商人的讨论不可谓不多,不过对他们生活做较细致描写者并不多见,而对小商贩生活的讨论更是少见。三十年前,黄仁宇的《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一文应该是首开风气之作。他利用冯梦龙的小说“三言”,探讨晚明商人的身份、商业资本、商业习惯,以支持他对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进而证实他的观察。对黄仁宇而言,当时人的文集并不能提供这样的数据,但小说则不然,因为小说的叙事必涉及时事背景,而小说家对这些背景的铺陈,“多近于事实,而非预为吾人制造结论”。他认为读者如能避免完全相信小说中的一时一事,或一篇一句,而是把它们“作较有系统的收集编排,其结果当不致于脱离事实”*。

　　相较于小说,档案口供所提供的数据或许不够曲折离奇,但更贴近当时人的生活现实,却是不争的事实。小说家的叙事无论如何写实,毕竟出于他们说故事的需要。而口供中的故事却是当事人真实生活的记录。当然,当事人为了脱罪可能说假话,但我们如能取法黄仁宇,将口供讯息做有系统的编排,当能分辨真伪,掌握真相。更何况,与案情无涉的生活细节,当事人是无须造假的。无论是行商或坐贾,游动性高是他们的一大特色;而他们游动的范围也不限于城镇或各市集间,各村落也往往是他们造访的对象;同时,若干地方商人集体外出贸易营生的情形也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现象。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通过档案研究也有其限制。本文所讨论的商贩不包含富商巨贾,也不包括所谓官商与绅商,因为就像今日有名望的人不容易上刑事法庭一样,清代的大商人也不容易在刑科题本中留下记录。而且,商贩活动往往因行业与地区性差异而不一样,本文所讨论的某些现象因而可能只见于某些特殊地区,但限于资料,本文并未特别强调这些差异。此外,本文虽然以清代的商贩为题,但由于所引用的口供数据集中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因此,更精确地说,本文所讨论的商贩活动实际仅限于18世纪的一百年间,而非整个清代。

　　长久以来历史学家习惯在小说中找资料,以补文献之不足。黄仁宇通过“三言”,希望说明晚明商人不能突破传统习惯,累积商业资本,以致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成长,传统经济无法逐步发展。本文则利用档案,对18世纪的清代小本生意人做了较近距离的观察。

　　像“三言”中的明代商人一样,档案中的清代商贩也多继承祖业,常见父子或甥舅相承为业。但通过档案,我们也看到有人受商业利润吸引,弃农从商或兼营商业的例子;还看到穷苦人家子弟未成年即在市集兜售或在街头照顾摊位,贴补家用的例子。

　　黄仁宇指出,客商为经常行旅之商贩,以别于坐商。他在“三言”中看到,坐商多由客商起家,而且坐商经常不兼做客商。然而在档案中,我们没看到客商转成坐商的例子,却有不少坐商兼做客商,下乡货卖或收账的事例。因此,无论有无店铺,清代商贩多须离家远行;他们或在本县,或在邻县,或在邻省活动,但也有不少人每年定期离家几千里贸易营生,甚至连皇帝也怀疑他们的动机。另一方面,通过档案,我们除了看到清代商贩在市集上活动外,也看到不少商贩身挑肩担,穿城走乡,奔波于途。这些人中也有利用农闲时候外出货卖,兼做商贩的农人。

　　清代商贩四处赶场或游走乡村时,一般多投宿旅店;也有人可能为节省旅费,选择住到友人家中;如果没有适当的住处,空庙也是客商的夜宿之地。除了住宿问题外,清代商贩长年在路上奔波,最担心的要属被抢、被偷的意外了。通过档案,我们正真看到许多商贩在路上、旅店里,甚或友人家被抢、被杀的事例。但也由于一个货郎之死,使我们得以一窥他货箱中的内容。

　　除了旅途上的险阻外,商贩经商,四处为家,还需面对长期骨肉分离,尤其是夫妻分居的困境。黄仁宇指出,明代客商每次旅行都在半年以上。*到了清代,虽然未必每个客商出门都要半年以上,但在档案中,的确能够正常的看到不少因经商而长期离家,最后以悲剧收场的例子。

　　最后,要谈一下可能还能更加进一步探究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传统社会的空间流动问题。通过档案,我们正真看到宣化府的农人会利用农闲时间,游走各地贩卖纽扣。其实,不仅农人,档案中也有工人出门卖东西的例子。例如,直隶邯郸县人王士习,平日以做工维生,有一次,由于要出门去卖粪,约得四五天才可回家,他母亲便借了二升高粱,要磨粉给他带着做干粮。他所卖之粪的来源,我们不清楚,但他出远门卖粪,显然是为生活所迫,另辟财源,因为他还有一个不长进的兄弟,一家全靠他做工所得过活。*然工人们不止出门去卖东西,档案中还有不少他们出远门,寻求打工机会的例子(这部分由于与本文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另文讨论)。*这些事例虽然无法证明,在清代,除了商贩,农人与工人也有很大的流动性,但足以提醒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社会之性质的问题。因为毕竟通过档案,我们正真看到,也有部分农人与工人迫于生活,必须远离家园,游走四方。这与长久以来一般人所认定的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习于安定、安土重迁的观念相左。因此,我要进一步探索农民兼营商业事件的代表性,了解这些现象有无地域性的差异,或仅是个案的差别。我们也需要更进一步探究工人离家打工现象的普遍性,了解此现状是否也有地域性的不同。如此我们方能确实掌握,小民不轻去其乡、安土重迁的生活态度,究竟是社会实情,或只是有司为了社会秩序考虑所做的道德劝说的反映。

　　其二则与商贩的经营策略有关。通过本文的观察,我们正真看到有些商贩是结伴外出经商。这似乎与施坚雅多年前所注意到的现象有几分类似。1976年,施坚雅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他注意到某些行业多由某些地方的人所从事,如绍兴府出师爷,嘉应州出石匠,徽州府多商贾,宁夏府多将军,宁波府多银号。他称之为地方人才输出或流动的最大值策略(maximization strategy),而这些策略又与当地的特产和地理位置有关,特殊的环境孕育不同的人才,这些人才又多会依循区域体系内的中地层级(central-place hierarchy)向上游动。这些策略的执行者或是家庭,或是家族,或是村落,或是市集社群(marketing communities),甚或是府、州、县。*以徽州商贩为例,施坚雅指出,徽州府位于横亘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山间及钱塘江上游盆地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徽州人的商业成就。徽州早期的木材出口就是由钱塘江放流杭州,祁门的茶叶也是经由河道运往鄱阳湖,再转运至长江中游各主要城市,而当南昌与南京的道路建成后,徽州已与杭州、南昌、南京三大城市的贸易体系建立商业关系。到了17世纪,徽州商人已称霸长江下游与其邻近地区的商业往来,而贸易项目也扩及米、棉、丝与景德镇的瓷器。*

　　但细究上引建昌县与宣化府的两个例子不难发现,他们与施坚雅所讨论的现象又不完全一样。第一,固然同为经商,但前两者是短时间内的集体活动,他们离家数月即回,而施坚雅所观察到的是较长时间的移民活动。第二,宣化府的例子其实只是农闲时外出营生,贴补家用,并非施坚雅所讨论的全时商人。另外,在档案中,也有不少商贩像建昌县与宣化府的商贩一样,游走各地,多穿乡而行;何处价钱好、利润高,就往何处去。他们的行动与市集结构或贸易体系无关。他们固然也扮演了城乡间的中介角色,但他们与乡人的接触未必在城镇或市集,而是在乡间;如此一来,二者的互动关系可能远比我们先前所认定的要来得频繁。因此,通过档案,我们正真看到了一些其他材料无法见到的细节,而这一些细节显示,中国社会有其复杂性,甚至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最后,让我强调一点,商贩对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固然重要,然而他们在传统社会城乡文化交流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可以让我们注意。

　　本文节选自《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刘铮云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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